最近，一些报纸相继报道了厉以宁教授和余秋雨教授对“虚假传播”的揭露和抨击，读来令人振奋。一段时间以来，这种“虚假传播”似成一种风气，不仅作者有责任，我们出版业的编辑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不禁联想到我作为编辑与《厉以宁启示录》书稿的一点瓜葛。今年春天，我供职的出版社总编交给我两部书稿，一部叫《厉以宁启示录》，一部叫《厉以宁备忘录》，作者姓周，是某大学博士。据说转稿的人有点来头。作为责任编辑，对这“来头”是不大理会的，那是领导掌握的事。我应做的只是对稿件质量负责，向领导提供尽可能准确的审稿意见。我阅读了书稿，突出的感觉是这两部书稿体例杂乱无章，说传记不像传记，说论著不像论著。全部书稿是由一段一段的所谓“事实加议论”组成的，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，显得支离破碎；而且常常离题万里，莫名其妙地大谈自己的经历；尤其是有些具体事情的描写，如帮学生送行李收“小费”，“打的”买了一堆白菜等等，看上去既琐屑又令人起疑。直觉告诉我，尽管作者一再暗示似乎他与厉教授有密切交往，但这两部书稿绝不是在深入采访的基础上写出来的，只是东拼西凑之作。
然而这毕竟是我的一孔之见。这些年我养成一个习惯，编书时多听听发行人的意见。出于对厉教授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尊敬和对书稿的慎重，我打电话向京城最有名的两个学者书店的老总——“风入松”的王炜和“万圣”的刘苏里进行了咨询。听了我的大致介绍后，王炜和刘苏里不约而同地表示，作为经营严肃学术著作的书店，他们很推崇厉教授的学术见解，乐意经销厉教授本人的著作，但对这种“炒作”个人经历之作并无多大兴趣。我向总编汇报了上述情况，并表示，可以建议作者再深入采访，写出真正扎实的厉以宁评传。总编很支持我的意见，决定退稿。
后来这两部书稿为另一家出版社合为一本出版，署名也改了，据说印了不少。我粗粗翻了一下成书后的《厉以宁启示录》，发现该社同行在编辑上确实下了很大功夫，弥补了原稿的许多不足。可惜没有躲过“虚假传播”这一关。平心而论，让编辑对稿件的真实性完全负责也是挺难的。
现在想起来，当初我、两位书店老总和我社总编对这部书稿说“不”时，还没有人提出“虚假传播”这个词，也许只是出于对当今弥漫在传播领域的虚假炒作之风本能的反感吧。据说有些“写家子”能日产一二万字，专写名人且不用采访就能写作，“佩服”之余，我希望出版单位不要给这样的写家大开绿灯。“虚假写作”正是由于“虚假传播”畅通无阻才得以泛滥的，《厉以宁启示录》给了我们一个教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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